我们必须随时面对死亡————比埃博拉惊险的撒马利亚救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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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马利亚救援会会长葛福临说，“我们不仅要面对战争,还有各种疾病。我们必须随时面对死亡，我为神赐我们这个团队自豪。”感染埃博拉的美国医生布兰特利，就是其中勇士。3月始他们就奋战狙击埃博拉一线，为3万多人提供医疗救助，而这机构过去的救援故事比埃博拉惊险的撒玛利亚救援会。

我们必须随时面对死亡

——比埃博拉惊险的撒玛利亚救援会

 文/刘阳

“我不能袖手旁观，定要拔刀相助。我相信这就是‘撒马利亚救援会’(Samaritan’s Purse)的不同之处,我不相信每天躲在办公桌后八个小时就能成事,我相信我应该带领救援会的同工们到前线去。”葛福临在介绍由他担任会长的撒马利亚救援会时如此说。

本次西非的埃博拉疫情自今年2月爆发以来一发不可收拾。利比里亚总统8月6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90天,以带有管制性的方式加强隔离疫情严重的小区。7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埃博拉疫情升级为国际性的突发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而“撒马利亚救援会”的同工们，3月以来就奋战在抗疫第一线。他们率先在利比里亚全国展开宣传，教导数千人预防知识，为3万多人提供卫生用品，抵抗疾病传播。此前《境界》专文报道过的感染了埃波拉病毒的美国医生布兰特利就隶属该会。

随着布兰特利被接回美国接受治疗，各大媒体接连不断的报道也把“撒马利亚救援会”频繁拉进人们的视野，这个组织背后的过去的救援故事鲜为人知，惊心动魄。

 我们要到水深火热的地方去

1970年，卜皮尔博士(Bob Pierce)创建撒玛利亚救援会，之前，他一手创立了世界宣明会。按照圣经“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卜皮尔希望该会能“当机立断、适时介入、解人燃眉之急”，象好撒玛利亚人一样不计代价、不求回报地怜悯、帮助身处危难中的伤者。

1975年，卜皮尔邀请当时年仅23岁的葛福临与他一起前往亚洲探访深陷贫穷的地区。在同行的六周中，葛福临深深被战乱、地震、饥荒所带来的满目疮痍触动，从此投入该会的救援工作，并在1979年卜皮尔博士因血癌病逝后继任会长。

葛福临是美国著名布道家葛培理牧师的儿子，他将医疗服务视为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葛福临的外公钟爱华医生，受美南长老会派遣，把一生最好的二十五年投身在江苏省淮阴清江浦的仁慈医医院，担任外科主任和行政院长，四十岁的时候荣获美国外科学院颁赠院士衔。葛福临的母亲就出生在淮阴。

迄今为止，撒玛利亚救援会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开展医疗、救灾等事工，以基督徒的身份将衣服、食物、药品送给灾难中的人们,并得到与人分享信仰的机会。葛福临和他所率领的这群人，出现在饱受内战与饥荒威胁的索马里和苏丹、炮火纷飞中的黎巴嫩、发生种族灭绝惨剧的巴尔干、1994年被称作“人间地狱”的卢旺达、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遭受地震与海啸重创的日本，以及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中国——当时，撒玛利亚救援会包租了一架波音747货机，将价值100万美元的救灾物资运抵成都，并提供灾后心理干预治疗服务。

每当需要将同工派到危险地区时，葛福临总是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全。“我自问，同工可能一去不返，你能承受这样的损失吗？我想到同工们一直以来都愿意委身于神所托付的工作,所有人都感受到神催逼我们要到水深火热的地方去服事。而每个人都明白,在撒马利亚救援会前线工作是危险的，我们不仅要面对战争,还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各地贫民窟都是社会上最肮脏污秽的地方,满载人间悲剧,黑暗势力也在那里张牙舞爪、横行无忌,我们所有同工包括义工们，都明白这项原则——我们离死亡只有一步,我们必须随时准备离开。我为神赐我们这个团队而自豪。”

美国医生布兰特利无疑是这一团体当之无愧的一员。

“你们基督徒是唯一肯来帮助我们的人”

1992年，前南斯拉夫解体，境内的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爆发战争。葛福临开始时跟许多局外人一样在观看，直到他实地访问巴尔干半岛后才完全明白战争的血腥程度。撒玛利亚救援会开始为难民提供毛毯睡袋帮助他们面对严冬，并提供最基本的食物与栖所。

在战争地区分派食物必须有严谨的组织,将前来预取食物包的时间计算准确,以免群众受到敌方攻袭。许多时候,救援会的车队把食物运送到目的地,设立了分发站,当地官员都因害怕炮火而不敢分发。因为敌方往往会瞄准城中心和分发站的地点,发炮攻击,务求屠杀最多的平民。因此,工作人员要有效组织、分派迅速，接受援助的人也要准备好,不能闲站聊天,而是拿到包之后马上扛在肩上或用手推车推走,快快逃命。 

有一次, 葛福临带领同工在黑山的莫斯塔分粮,那地方也像萨拉热窝一样,因为种族问题而分裂。一位基督教牧师在当地牧养一家小教会,他有心帮助一些从邻近地区逃难来的穆斯林难民,但自家的厨柜一无所有,于是就向救援会求助。这位牧师一直受到波斯尼亚及克罗地亚官员的压力,要他终止发放粮食给穆斯林。救援会带着这位牧师一起拜访了当地负责社会福利的官员，对方同意他们开展救援工作。

葛福临回忆道——

一位官员问我：“葛先生,我放一段录像带给你看,好吗?”我试着礼貌地回答，“也许下一次再看,好吗？”“你没时间看不要紧,可以让我解释一下里面的内容吗?”“部长,请介绍吧。”“葛先生,我们抓到几名敌军,从他们身上搜出这盒录像带。他们拍下蹂躏一个九岁女孩的情形。葛先生,为什么人会做出这些禽兽的事?他们把她爸爸带进来,要他强奸自己的女儿,他不肯。他们把枪塞进他的口里,当着他女儿轰掉他,脑浆飞溅。然后他们叫她哥哥来,叫他强暴妹妹。他看见爸爸横尸眼前,为了保命只好听从。然后,他们照样把他轰掉,跟着纵声大笑。我最不解的是,那些士兵杀了她的父兄,为什么还要锯掉她双腿,让她流血至死?”

我怒不可遏,心中自忖：要是我当时有枪在,我一定把他们就地正法。当我准备开腔时,我提醒自己记得,耶稣基督已为那些犯了滔天罪行的士兵钉身十架。他怎样饶恕了我,也照样愿意赦免这些变态的士兵——如果他们愿意悔改认罪,凭信心接受基督进入心内。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看着部长,说：“部长大人,圣经说人心坏到极处,须要换上新心,唯一方法就是回归上帝,而通往上帝唯一的道路,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走出他的办公室,我心神未定，转向救援会的项目主任肯尼：“我们来到这里,听到这些恶行,绝不能坐视不理。许多惨遭蹂躏的女孩再也没有容身之地,部长所提及的那个女孩,我们虽然救不了，但我们可以帮助那些仍然活着、惶恐孤单的一群。我们要为她们建收容所。我们要去寻找这些女孩,租下房子来照顾她们。”

不出几个礼拜,救援会就租下房子,粉刷一新。在未来的一年半里,同工们照顾60个怀孕的女孩子,当中有因奸成孕的,也有丈夫战死沙场的。这些年轻妈妈有的在集中营度过极为恐怖的日子。

 每晚,士兵会拿着手电筒走进来,电筒照在哪个女孩身上,谁就遭殃；要是照在男人身上,就枪毙他。她被电筒照中好多次,但她活了下来,终于逃出入住收容所。还有的女孩被奸污后不被父母接纳(这是穆斯林文化的做法)，她起初到收容所时,一位穆斯林女孩鼓励她让救援会的同工为她祷告,说：“他们为你祷告,你的重担会变得轻省,正如他们为我祷告一样。那时我的心也十分沉重。”

救援会在奥拉斯哲帮助那些在水深火热中的穆斯林,他们天天受炮轰。这所城市位于波斯尼亚北面沙互河边。 纵然在当地工作又危险又艰难,但有穆斯林救援组织在那里设立热汤站,救援会则供应食物给他们,这样,孤儿寡妇就可以有热菜吃。有时候,他们也会把粮食分给全城的人。有一次,当地的救援工作负责人对葛福临说：“你们基督徒是唯一肯来帮助我们的人。”他是一位人很好的穆斯林。

 葛福临每次到奥拉斯哲,总会到清真寺拜会那儿的伊玛目(即穆斯林教士)，跟他握手问安。建立友谊是很重要的,对方也很开心他每次都去见他。有一次,葛福临带美国广播公司摄制队去,当时清真寺受到炮火摧残,美丽的圆拱顶不见了,不消说,那位依玛目伤心不已。

葛福临再次到访时,听闻他被炸弹碎片割伤大腿,送往土耳其一间医院治疗。再过几个月回到清真寺时，看见依玛目已经回来。他们亲切地互相招呼,他说当他在土耳其住院期间,医院的人不停问他：“有哪些穆斯林国家帮助过你们呢?”“一个也没有”，他答，“只有基督徒来帮助我们”。

“你在这里不能说这话!”他们警告他。“千万不能!”（土耳其是穆斯林国家。)    

“但这是事实!”他大声抗议说,“来帮我们的是美国基督徒。”

“我们不管,总而言之,在这里不许这样说!”

地狱里的生机

1994年4月一期《时代》杂志的封面标题是：“地狱的鬼魔跑光了,全都去了卢旺达”。

4月6日,全世界的电视新闻都在报导一桩意外：属胡图族的卢旺达总统在首都基加利附近坠机身亡,失事原因未明。当地人大多数是胡图族人,他们认为坠机事件是由当地属少数的图西族人策划,并立刻采取报复行动。暴徒挥舞大刀,在街上肆意屠杀图西族人,男女老幼无一幸免。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匆忙撤退,丢下外国侨民自寻生路。有人呼吁西方国家立即阻止胡图族人的屠杀行为,以免图西族被灭绝,可惜各国政府充耳不闻。在北面与乌干达接壤的地区,图西族人在森林里秘密训练游击队。这支人数不多的乌合之众,成为图西族人求生的唯一盼望。

当葛福临在5月第一次到卢旺达，亲眼目睹了现场的惨况时,马上明白宣教士的这句感叹何以会登上《时代》封面。卢旺达的确已成了人间地狱。 

卢旺达内战前不久, 撒玛利亚救援会已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设立办事处。他们预判非洲的战祸饥荒有上升趋势,所以设立一处滩头阵地,预备好物资和药物，25位医生、护士和后勤人员随时候命。

到了5月,逃亡至坦桑尼亚的图西族人超过100万人,河流布满浮尸的景象在电视上播放出来,举世骇然。救援会马上召集所有同工，准备在坦桑尼亚为难民设立诊所。当地3万人只有一名护士,但联合国代表却不给救援会签发工作批文。

救援会决定转由乌干达,过边境进入卢旺达。几天之内,救援会派出十五名医生护士，配备三个月的医疗物品，借着非洲内地会、宣教飞行团、森林航空和电台服务的帮助,载了满满三架飞机的物资,从内罗毕飞到乌干达的莫巴勒。经过卢旺达郊野,看不见有任何活着的人和物。没有鸡,没有羊,更没有人,田野的农作物都可以收割,但没人理会,好像一切日常生活戛然而止。那感觉很诡异,彷佛房子主人会突然回来，空气中却传来一阵阵尸臭。

据联合国估计,三个月种族屠杀死了150万人,速度之快连二次大战的希特勒也望尘莫及。

对当时的情形，带队赶赴救援前线的葛福临记忆犹新——

在一处叫鲁泰尔的地方,在首都以北十五英里。首都仍由胡图族政府军所控制,那里的图西族人难逃厄运,逃出来的全部挤到鲁泰尔附近山区。一个几百码宽、两三英里长的山头上,聚集了近六万多人，短短十日之内增至十万。大部分人都没有栖身之所。路上可以听见远处的炮火声,看见首都基加利上空的烟雾良久不散。我蓦然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进入坦桑尼亚，因为这边千千万万挣扎求存的人更需要我们！

反政府军在鲁泰尔设有医疗所，但没有医生和药物，只有一名护士。救援会在他们的军营内设立了医务所，即日开诊。他们看尽一切病症：营养不良的儿童(不少人身上有刀伤枪伤)、痔疮、霍乱、痢疾以及其他热带病症。 

当图西人逃离首都一带时,看见路上许多幼童坐在腐尸旁边,由于逃命要紧,大家都无法查问儿童还有没有亲人,只有抱起他们一起逃亡,再带到山上由他们自生自灭。这些小孩子联群结队,成为没有人照顾的“野孩子”。

反政府军问救援会的项目主任肯尼，能否提供食物给这些孩子。“我又能做什么呢?”肯尼语带绝望地说。“当然是给他们食物。”我想也不想便说,我的答案吓了肯尼一跳。“哪来的钱？”他反问我。“从医务所的经费拨一部分出来。”“但我们的钱只够医务所运作三、四个月。”“没问题,也许我们只须做一两个月。先喂饱孩子再说！”葛福临坚持,“神如果要我们继续办医务所,他会有预备。”

一般来说,救援会不做儿童工作,因为这不是他们的专长。但这一次,那里只有他们一个救援机构,而葛福临也念念不忘一两个礼拜前在反政府军总部遇见的小女孩。 

那一幕相当特别。她坐在小货车车斗上,抓着一条有血迹的小毯子,按在胸前。她一个人坐在烫热的小货车上摇摆着身子,哼着小曲,目光呆滞,身子轻轻摆动。我有同龄的女儿,禁不住触景生情，向身边的士兵询问她的身世。

“她是谁? ”葛福临问。“不知道! ”“从哪来？”“不知道。”那士兵有点不耐烦。“她在唱什么?”“好像是法文的歌。”士兵深抽一口烟,把脸转到别处。“你懂法文吗?”我问那士兵。他点了点头。“你知道她在唱什么吗？”士兵用双手护着自动步枪,弯下身子细听。

在酷热的非洲阳光下,小女孩摇动着身子继续唱,一点也没留意到身边有人。士兵努力辨认歌词, “耶……稣……愛……她……”他顿了一下说,“不是她，是我,大概是这些。”“是不是在唱：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书告诉我？”葛福临问。他稀奇地抬头看,说：“对，就是这句。”

葛福临强忍眼泪,喉咙好像哽住了。小女孩生活中的一切都没有了，父母、家园。她剩下的只是一条小毛毯,以及父母带给她的信仰。

完全想象不到,最终救援会竟然可以在基加利开办一家收容350个孩子的孤儿院。战争结束后,新政府还邀请他们接管基加利的首都医院,帮助医院重新开始。

这项工程相当浩大。医院曾经被用作刑场,前政府在里头挖了一个乱葬岗,它的位置就在化粪池四周,大概葬了8000具尸体。要洗净墙上的血迹,清理散落四处的遗骸,需时几个礼拜。他们慢慢逐一重开病房,未几,医院又恢复了救死扶伤的功能,不再是置人于死地的刑场。

葛福临说，多年前,卜皮尔教了他一个永不会忘的功课：“老弟,你帮不了所有人,但你总可以帮助好几个人，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要为了那几个人来交账。”

“只要我做得到,我期望自己可以奉耶稣的名再帮助‘那几个’有需要的人。”葛福临说。

（本文历史资料和故事细节引自：葛福临自传《反叛有因》, 福音证主协会2007年10月出版；卜皮尔的传记《Man of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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